在大结局一周后,《我们与恶的距离》评分持续走高,截止目前已是豆瓣9.5分的高分,可以说是近年来评价最高的华语电视剧之一了。
全剧由一场随机杀人案(即有预谋的行凶、随机选择作案对象,一般目的是报复社会)展开,延伸出了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辩护律师家庭、精神病患家庭之间的在一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里努力寻找答案的故事。
这部剧并没有打算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与“恶”的终极答案,但让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拷问。
无意剧透全部剧情线,但作为一个学法小编,一定聊聊这部剧中的灵魂人物——随机杀人案被告的辩护律师王赦。
“年轻人尽量别做刑辩律师,小心把自己也送进去”
聊到刑事辩护业务,很多资深律师这么劝着年轻法律人。但很多第一志愿选择了法学专业的学生,都难免有一个刑辩律师的梦吧。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在大二的刑事诉讼法学的第一堂课,老师给我们放了《辩护人》这部电影,里面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原型的律师是我们对刑事辩护的第一印象——为刑事被告人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并维护其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
然而,刑事辩护律师在社会上被各种污名化也非常严重——“要么是死磕派,要么是勾兑派”、“为坏人辩护的诉棍”。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律师也是这样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
王赦作为台湾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台大相对于台湾地区的清北了),一毕业就进入了全台湾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明明可以靠做律师有着体面而高收入的生活,却跳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专接死刑案件的辩护,而且还只接政府每一审只给一两万台币的法扶案件。
为什么偏要这么想不开呢?
这个问题,剧中王赦律师的妻子、岳父,他代理的被告人和被告人家属,报道他负面新闻的记者,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一遍又一遍的问着。
社会大众容不下的刑辩律师
当一名刑辩律师,面临着巨大舆论压力——不仅面对社会普通大众源自朴素正义感的批评,更可怕的是被受害者家属声泪俱下的抨击。
无差别杀人案的行为人李晓明,在电影院用自制火器对着人群扫射,酿成9死21伤的惨剧。
事件发生后,任何一方都没有好过。
失去了至亲让受害者家庭支离破碎,有的家属将悲愤付诸实践,以聚集抗议的方式要求政府处决李晓明并支付赔偿金,也有的受害者家属将伤痛埋在心里,却始终过不去。
比如贾静雯所饰演的新闻媒体总监宋乔安,在案发后两年仍走不出失去儿子的噩梦,只能借助工作和酒精麻醉自己,性情大变,与丈夫和女儿的感情也处在破碎的边缘;
加害者家庭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儿子犯下了滔天罪过,他的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巨额赔偿,还有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愧疚与受害者家属和社会的谴责。李晓明的父母在事发后无法继续经营生活,只能隐姓埋名躲在郊区,终日带着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热爱篮球的少年,因为该事件半身不遂,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而他的表妹则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随机杀人的恐惧,群众对凶手的声讨与谩骂可想而知,更有甚者,冲动的受害者家属会迁怒于凶手的家人与辩护律师。
剧中,王赦在法院上诉要求为李晓明做精神鉴定时,一出法院的门就被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泼粪。
而舆论对此往往是幸灾乐祸、不怕事儿大的态度。
所有人都想要李晓明死,只有王赦作为他的律师,始终想要在执行死刑前弄清楚李晓明无差别杀人背后的动机。
他想找到这个社会的病跟到底在哪里。
经过王赦在李晓明和他父母、精神鉴定医生之间反复游说和努力,一直拒绝与家人见面的李晓明终于松口,愿意与家人、医生和律师进行沟通。